与拥有强大政府支持和商业能力的美国同行相比，仍处于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中国棉农们早已空前原子化，在国际贸易的丛林法则下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棉花产业链条上最低端的失语者。杜珉认为，一旦棉农们失去了信心，如果没有人代表他们去争取生存空间，这将是中国棉花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悲哀。

　　从长远看，杜珉认为，政府应继续加强国际谈判，坚持让美国削减高得离谱的补贴，在WTO谈判中更要慎重，不能把农业作为砝码，牺牲毫无议价能力的农民们的利益；在必要时，中国政府要维护本国农民利益，启动贸易救济以及特殊保障机制。

　　“最核心的是要尽快建立棉花的最低收购保护价，并充分利用WTO框架下允许的扶持政策。”杜珉认为，除了目前的棉花“良种补贴”、“节水灌溉”、“高产创建”等绿箱政策(Green Box Policies)以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加入WTO时争取到的“8.5%的微量允许”的黄箱政策(Amber Policies)，即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该产品上一年度生产总值的8.5%的补贴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测算，每年中国可以对棉农有50亿—60亿元的补贴额。”她说，“但很遗憾，入世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实施这一本来可以利用的政策。”